临终前遗嘱第一次进入法律，深圳立法临终抢救由患者说了算
2021年3月21日，北京松堂关爱医院，一位老人走在病房外的通道里。通道的尽头是黛西之家，一个专门为儿童临终关怀设置的病房。据悉，深圳市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近日表决通过了《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》修订草案。其中，第78条对“生命终结决定权”进行了大胆突破，规定患者立下遗嘱“不做不必要的抢救”的，医院应当尊重其意愿，让患者平安度过最后的时光。因此，深圳成为中国第一个实现生前遗嘱立法的地区。
这一新法律对于无法承受过度抢救痛苦的临终病人来说是一大福音。人在弥留之际，很难表达个人意愿，更难得到尊重。尤其是当各种导管插入患者体内时，患者失去了说话和交流的机会，几乎无法表达自己的想法。即使病人因抢救过度而非常痛苦，也只能被动忍受，直到生命的尽头。
然而，它与生前遗嘱不同。患者可以提前自行安排，是否采取插管、心肺复苏等有创抢救措施，是否使用生命支持系统。而且这份生前遗嘱具有法律效力，不用担心医生和家属会随意更改。长期困扰临终患者家属的一个难题也有望得到解决。特别是对于老年患者的子女和其他亲属，即使患者生命垂危，如果不“尽力抢救”，将来也会后悔自己的恐惧，自责“我伤害了老人”；他们担心在外面留下把柄，怕不孝，舍不得花钱。如果老人有多个子女，主张“放弃抢救”的子女也可能受到其他子女的指责。
在这些传统观念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，明知任何医学措施都无法逆转病情，仍然“不到最后绝不罢休”，这是普遍现象。在这个过程中，过度的用药、检查，甚至过度的抢救等。，不仅增加了自己的经济负担，也给患者带来了痛苦，一定程度上浪费了医疗资源。
有了生前遗嘱，相关决定来自患者本人，有法律支持，家属就可以不再面临这种困境。同时也给医生吃了一颗定心丸。此前，人们也在大力宣传生前遗嘱。如北京生前遗嘱促进会在业内广为人知，其相关网站推出的“我的五个愿望”在国内已有超过5万人填写。
但是，这种民间倡导没有法律效力。一旦患者亲属不同意，医疗机构和医生可能面临民事侵权索赔或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。这种巨大的不确定性风险让医生不敢做决定。所以，在患者生命垂危的时候，医院抱着救死扶伤的医疗精神进行不必要的抢救，这种情况并不少见。
通过立法，生前遗嘱具有法律效力后，医生将不再担心在法律框架下做出选择。
而这个过程也是从制度层面推动传统观念转变的过程。有时候，不惜一切代价抢救不是患者喜欢的，也不是对生命尊严最好的保护，更不应该从道德制高点去评判患者子女、医院、医生的选择。
由此看来，深圳在全国率先建立“生前遗嘱制度”，其在“临终决定权”方面的理念引导和制度探索价值不可小觑。建立生前遗嘱制度，通过立法赋予患者临终抢救的决定权，给医疗抢救治疗无望的老人带来安宁，让他们的死亡从“生死两悔”变为“生死两平安”。
还应该看到，我国生前遗嘱的完善和普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生前遗嘱涉及很多法律和医学专业概念，患者很难理解。在签署生前遗嘱之前，应该为患者提供专业的指导和服务。包括创伤抢救是否值得实施，损伤和收益如何评估等。我们还应该完善操作规范，使其有章可循。另外，要避免恶意利用生前遗嘱，比如临终抢救的医疗费用非常大，要防范健康商业保险夸大生前遗嘱的作用。
虽然规则可能不是第一次成熟，但深圳在这方面的制度探索，必然会为我国生前遗嘱的普及积累经验，创造科学的模式，让每一个患者都有选择自己临终抢救方式的权利，都能平静而有尊严地死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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